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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协调发展的问题导向。

在日常语言使用中，人们一般不太区分道和路的差别，但二者本有不同的语义所指，在价值功能上也不能混为一谈。但如果将法治价值锁定于此，不仅有违于历史事实，而且会让中国法治道路面临巨大的转换成本。

例如，在蒋立山看来，中国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的选择，并非主观意愿的结果，而是由历史现实、客观环境特别是时间压力共同造就的。设想这样一种情形：某人常年行走于一条羊肠小路，深感艰辛不便，于是呼朋唤友，组织乡邻，下定决心修筑一条康庄大道。(25)关于大众法律态度的重要性及其与精英法律观的不同，参见廖奕：《也论普通人的法律态度》，载《北大法律评论》2014年第2期。此种内涵与中国特色法治道路的均衡型价值远景最为接近。有人提议，为什么不能修一条更好的大道呢?为什么要故步自封，守着一条百年老道过活呢?但这个人的提议，最终没有得到大伙的响应。

不同主体从各自的社会位置和权能需求出发，衍生出繁杂的价值表达和多样的价值诉求。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人民法权能力的增强，让精英的法律价值观不得不关照顺应大众社会的逻辑，改变自己的孤傲，限制自己的个性，用大众可接受的方式传达政见、制定规则、实施法律。作者对构建这个大政治共同体有两项具体建议。

由于土地产出低，养活一个人需要更多土地，这就会限制村落的规模，远小于因商业交换形成的古希腊城邦，也小于今天中国的村落。然而，把这种保险视为村落共同体的福利，也能成立。虽都称之为分配正义，但相关的实践和表达一定会留下各自深嵌的那个共同体的痕迹或印记。必须纳入今天研究者视野的是另一种可能，即至少有时，这也有可能甚至很可能是地方官员权衡利弊后务实有担当的选择，因为就一些具体事件看，或总体上看，至少有些选择是利大于弊的，甚至可以说是农耕中国对分配正义实践在微观层面的务实校正。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两次谈话提及，在广大农村，如何帮助那些分到了土地但因没有劳动力不得不出卖土地的鳏寡孤独者，还特别设想以100—200户的大合作社带几户鳏寡孤独来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村落共同体不可能摈弃血缘上的尊卑长幼，以抓阄或选任等方式，在其内部分配有悖或搅乱血缘结构的有价值的东西，如地位、荣誉等。

即便有范进，科举考试总体上还是鼓励了民间的教育投资和文化产出，鼓励了政治文化精英参与全国政治，有利于农耕中国政治共同体的发展和稳定，有利于中华文明的传承以及多元天下的不断整合，有利于农耕区百姓，也有利于天下苍生。老子只能感叹，无法实际推进。但综合考量，这对村落共同体的所有成员来说，却仍可能是福利最大化的。管仲也认为仓廪实则知礼节。

从这一点来看，井田制不鼓励农户竞争，甚至有意挤压了竞争的空间，一定没能尽地力之教，降低了村落的农业产出乃至农耕中国的产出。就因这个世界不构成一个共同体。但也甚至更涉及影响甚至决定所有制的社会生产力，以及作为生产力核心要素之一的科技。当有金属时，赋税征收公平就会催生量衡器，特别是标准统一。

而且，不仅对理解当代中国的分配正义实践重要。每个人理论上都有老、壮、幼年，但不是每个人都会成为矜、寡、孤、独、废疾者。

井田制还保证了毗邻的各家土地肥沃程度和灌溉条件差别不大。在历史农耕中国，这类现象一定不少，只能交由地方官酌情裁量应对。

这意味着，即便土地集体所有了，只要还是小农经济，农村五保制度的基础就很难超出农耕的自然村落。还应当让我们更清醒务实地理解并努力推进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实践层面，中国古代有关土地和赋役的分配，其目标在于既要促成大政治共同体的发生，又要维系村落共同体的稳定和互助。在国尽忠，在家尽孝，不同群体中必须有取舍。作为一般公民，他们开始分享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上的中国大政治共同体的福利。我没法确知孔子是有意为之或只是意外遗漏了天下。

当年人类祖先的生活共同体很小，这就塑造了人类能真切的参照系至今都很小，即本地、本行业甚至本单位。更何况，这段文字中提到了壮有所用男有分，都暗示着农耕村落土地稀缺劳动力相对过剩。

再婚家庭中，问题会更突出，邻居对相关事情也会格外敏感，议论纷纷，成为一种不邀自来的社会干预。此外，希腊人拥有的土地所有权一直也不属于公民个人，而属于家庭。

这就好比可以放眼全球，或自称世界公民，但今天你可以是只能是具体某一国的公民，唯独不可能是世界的公民。这会有利于中西学术交流和对话。

但什么是天下为公？其具体制度形态和操作定义不清楚，有种种理由说它否定了西周的列土封疆、尊尊亲亲、世卿世禄，但仍有两个选项：进一步分权——直至无政府，或进一步集权——形成大一统。必须包括礼乐，甚至优于军令政令。但由于小农经济，也由于人的生物性，财富和福利的社会分配的重心和问题主要还在村落共同体这个层面。具体说来，这首先要确定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赋予士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特权，并且能惠及其家庭，这样才可能激发农家愿意投资教育文化，生产一些农耕村落本身并不需要、只对政治共同体才有用的人才和知识，进而让散落村落的这些人自愿参与这个政治共同体的治理。

从分配正义视角，这也有助于理解，在没有女权概念的中国农耕时代，历代均田，不仅对成年男子授田，对妇女也适度授田。人头税看起来人人平等，但让土地和财富拥有量不同的富人和穷人、地主与农民缴同样的税，显然不合理，因为同样数额的赋税对富人和穷人基本生活的影响会很不同。

村落会更难借助父慈子孝、长幼有序来自我结构、组织和治理，更难有效集体行动来应对各类风险。鉴于农耕中国疆域广袤，皇权很难下县/乡，农民很难诉诸司法，这时，一刀切禁止土地买卖就比土地自由买卖更能防止以强凌弱。

还不只是民间话语，比亚里士多德可早太多了，孔子感叹：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化在最一般层面指出了这是任何共同体都存在的问题。但当人口日增，社会无法继续以井田制供应土地时，就会引发问题。

皆有所养因此难说是一种普遍分配的社会福利。儒家和法家显然比墨家和道家更务实，更有脑子：分配正义不只是分配理念、观念或原则的问题，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有更多资源可供分配。因此，这个天下不构成一个共同体。让徽州府所在地歙县独自缴纳这笔税，不仅具有效率，而且可控，也更少扰民，因此具有另一种意义上的公平和正义。

三、土地以及税赋劳役的分配 农耕时代，耕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国家税赋也主要来自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兵役劳役也都由农民负担，因此农耕中国最基本最重要的分配正义一直有关土地和税赋劳役的分配。其中常常有一种可称为分配正义或均平的社会追求。

直到秦汉，这个农耕天下才算被一系列新制度整合成了一个政治文化联系更紧密的农耕中国，一个有稳定疆界的大型政治共同体。对井田制有种种质疑，但无论有无，其中的分配正义考量都值得细致理解。

我不想加入赞美的行列，只分析潜藏其中的问题和制度想象。这一方面因为，历史中国对人力的征用，劳役兵役，出于效率和便利考量，不得不按户或丁来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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